第三套人民币纸币部分

　　万晓晴 第一讲第三套人民币的背景知识

　　第三套人民币在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开始设计，发行的第一种票券是1960版枣红一角券，投放时间是1964年。此后陆续有不少票券面世，如一元、二元的年号都是1960年。实际上我们关注一下人民币的发行历史就能够得到好多有用的信息。第二套人民币年号是1953和1956（当然，在人民币方面，纸币一般不在其年号所表示的年份发行，而是顺延一两年。第五套的1999和2005版100元券算是例外），1953年版的第二套人民币在1955年开始投放市场，1956年号的当然更晚。何以央行和决策者们在短短四五年之后就要考虑设计一套新版人民币的问题捏？这其中有个计较：第二套人民币中的三元、红五元、大十元三种券，被称作“苏三币”，是由苏联老大哥代为印刷的，不过设计由国内完成。五十年代末期中苏关系恶化，所以再由苏联来印制这些个大额钞票就不大好。当初五元券设计定稿之后，国家留了一套底版；所以在苏三币停止供应后，国家轻而易举地就印出了1956版黄五元。而大十元则没有底版，国内无法印出。所以有一阵子国内市场上最大的面值是五元。这就是问题了，必须要靠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来生产本国的票子。这就是第三套人民币如此“早产”的原因（当然是比较成熟的）。如果一切顺利，第二套的票子再发行个五年十年也不成问题，第二套也不至于普遍地如此高价了：除了五角券外，张张上100元。恨……

　　言归正传，第三套的设计和印制确实是靠自己的力量的。人行组织了中央美院的罗工柳、周令钊、侯一民等诸大师，还有吴彭越、鞠文俊等诸位高级雕刻家，开始创作。此处先按下不表，一个问题浮现眼前：纸从哪里来？苏联的货源早就断了！这也就是为什么枣红一角印制了一年就停了，只因为苏联的特一号纸（空心五角星水印纸）用完了。没办法，白手起家也要干。没多久，保定造纸厂抄制出满版空心五角星水印钞票纸，虽说有点薄但足以敷用了。（这里的时间顺序诸君不必细究，洒家得闲自会料理。）实际上，保定造纸厂也不简单，根据我的推想，在保定纸厂最早产出的水印钞票纸中，有更大的量是布币夹空心五角星满版水印的，理由是：空心五角星钞票纸仅仅用于凸水印一角（含背绿水印），黄五元用的都不一定是国产纸；而布币水印钞票纸印制了五十组的一元券和二十组左右的二元券。还有，空心五星水印纸的质量比不上布币水印钞票纸，因为空心五星的形状不够规则，不够清楚，距离又远，再加上一角券票幅实在太小（是某位爱国志士向党中央建议缩小票幅以节约资源的结果），很容易造成整个票面上见不到一颗星（另外一个计较在这里，就是水印图案只能于票面四周空白处观看，任你多么深的水印，在凹印油墨的掩盖下都是没有可能看出的）。（这里扯远了点，其实可以放在水印技术一节来讲的。）再一次言归正传，诸位大师开始创作，这就是钞票灵魂部分的设计了。显然票面正面和背面的主景题材是中央拍板的：这种问题不能儿戏。这方面中央关怀最多的人当属周总理。枣红一角的主景叫做“干部参加劳动”，周总理将其改为1962年版的“教育与劳动生产相结合”；五角在周总理的建议下定稿为“轻工业的”（也因为如此拖到了1972年才定稿），凡此种种。这一套的票面大都表现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一角五角不提，二角是武汉长江大桥，一元是女拖拉机手，二元是车床工人，五元是炼钢工人，十元是人民代表步出大会堂。一元背面是天山牧羊，二元背面是油田，五元背面是露天煤矿，十元背面是天安门。当然一二五角背面主要是花符以及国徽。主要变化是增加了藏文。至于诸位大师创作的过程，应该会分散在各节中讲述，自然是慢工出细活，于细微处见精神的。如果想到，随时添加。

　　第二讲人民币的印刷技术（包含油墨印刷和水印印刷）

　　将这一个专题放在最前面，以便读者了解人民币的印刷过程，从而易于掌握和区分其版别，也避免在以后几节看到版别之间的区别时感到不知所云。

　　由于印制纸币的最早工序是印制钞票纸，所以这里先讲水印印刷好了。水印技术其实是一项历史悠久的防伪技术，由欧洲人发明，当然现在的运用已经很广泛，也称作“一线防伪技术”，至少在人民币上是最为广知的一项防伪措施。现在，各种有价证券、有意义印刷品都已自觉采用，所以其防伪作用不比从前。但在六七十年代，起作用还是很大的。水印的实质，是在钞票纸刚从纸浆中抄出还未干的时候，用雕刻有图案的钢辊印上去，使得钞纸的厚度呈现有规律的起伏，透光看时，纤维厚的地方颜色深，纤维薄的地方颜色浅，由此构成图案。水印分满版水印和固定水印两种，后者要求更高的技术。所以第三套人民币使用的大多是满版水印，许多小面值甚至没有使用水印（比如二角从未出现水印券），只是在十元上使用了固定水印。相似的，第四套人民币也只是在10元以上才使用了固定水印。而第五套人民币由于技术发展，所有券别均采用固定水印。

　　第三套人民币的水印钞票纸分为四种：空心五角星水印纸用于一角券；布币水印纸用于部分一元和二元券；国旗五角星水印纸用于部分五角、一元、二元、全部五元券；天安门放光芒固定水印用于十元券。除了水印形状不同外，这些纸张质地相似，原材料均为棉短绒，抗腐蚀，抗水洗，性质稳定。

　　下面开始讲印刷。第三套人民币的印刷可粗分为胶印和胶凹套印。当然号码是凸印的。先讲凹印，它也是一种悠久的证券印刷技术，由欧洲人发明。之所以称为凹印，是因为其印刷版上，有图案的地方是凹下去的。印刷时在这些凹下的缝隙中填上特制油墨，再用强大的压力将这些油墨转印到纸上，于是纸上的图案就有了立体感和凹凸感。这种手段的防伪性很强，造假者不易仿制（当然强大的势力集团还是有能力仿造的）。而凹印的实际工序要复杂的多，比如，要将雕刻钢版转印成铜版，再转成塑胶版，再转成印制用的不锈钢版，凡此种种。而上油墨时，先将整版都涂上油墨，再将无图案部分的油墨洗掉。据说浪费率将近八成，所以成本极高，也因此凹印技术极少用于他途。而凹印接线技术，据说是中国人的发明，就是两种以上凹印油墨印制一个图案，两种颜色泾渭分明，边界清楚。这个很好的应用在了第三套的印刷上。凹印的部分，是正面的主景、边框、面值、行名，以及背面的国徽和主景。当然小面额的纸币背面国徽属于胶印了。凹印的优点，第一是质感强，用手摸上去有明显的凸凹感，易于防伪，第二是颜色鲜艳不易掉色，不易褪色，第三是牢固不易磨损，可以保护钞纸。

　　再讲胶印，其实属于比较原始的印刷方法了，假币大多如此印刷。胶印在印制较精美的纸币上承担次要任务，而在印制较粗糙的纸币中担任主要任务。当然，更艰苦的条件下，胶印都有可能搞不到，这时候就是石印、木版印刷等等原始技术了。有时候正经钞票纸也搞不到，只能用普通纸、麻纸、洋布、油布之类的东西代替，这些在边区票中时有见到，人民币只是在第一套的有些品种中使用了石印。无论如何第一套人民币的用纸还是勉强凑合滴，不至于“太次”。当然由于在战争中，纸质良莠不齐是显然的，有美钞纸，道林纸，普通无水印纸等等。

　　胶印的具体方法这里不展开讨论（其实展开了我也不能保证其正确性，因为咱也不是专业搞印刷的），简单说来就是用胶辊沾上油墨再转印到钞纸上。胶印的特点是油墨颜色浅，透光，油墨呈不凸出纸面的极薄的一层，所以胶印又称为平印、平版印刷。可叹许多古玩商还搞不懂凹印和胶印的区别，还有许多古玩商要靠用手指摸的方法来分辨。鄙人是一眼望去就能分别的。胶印的部位，主要是所有票券的底纹，次要部位的花符，当然全胶印版钞票的除了号码之外的所有图案都是胶印的。全胶印版钞票一般出现在小面值、低含金量票券的印刷上，因为胶印比凹印简单的多也便宜得多。比较主要的胶印券在人民币中，有第一套的某些版别，第二套的分币，第三套的部分一角、二角、五角，第四套的一、二、五角和1996版一元，等等。

　　在胶印的基础上又有好多细分的印刷方法和防伪措施，如彩虹印刷，就是底纹的颜色的彩虹式过渡；对印，就是正面反面同时定位的胶印；无色荧光印刷，一种后起的防伪措施，等等。

　　凸印其实很好定义，就是钢章一样的盖上去的印刷方式。人民币上使用凸印的，只有第三套以前的行长章，和冠字号码。凸印可以用来鉴别钞票的真假，当然稍微难一些。

　　第三讲 第三套人民币的九种一角券

　　第三套人民币中，最复杂的就是一角券，共有两个年号，三种票形，九个版别（背绿无水印不再区分暗记）。最有价值的也是一角券，第三套人民币的最稀少的三个版别都是一角券。所以掌握是很有必要的，当然从小面值开始讲也很自然。

　　1.枣红一角。

　　

　　

　　（枣红一角图片）

　　全称是“1960年版干部参加劳动枣红色一角券”，简称“枣红”。1962年4月20日发行。这枚纸币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是第一枚发行的三版币，在风格上有些类似于第二套人民币，而与以后的第三套各券别有较明显的区别，比如色调太浓、号码在背面、少数民族文字在正面、正面有框等等，所以在1962年国家就决定重新设计一角券，1971年开始宣布对枣红一角只收不付（当然还有一个原因是钞纸来源断了，无以为继）。

　　由于当初发行量有限，再加上长达三十年的只收不付，使得枣红一角的存世量极少，也使得其市价现在仅次于背水。对于其价格的高昂，我们可以做进一步的探究：这是第三套的第一种纸币，所以纪念意义比较大，社会对其的欢迎程度也比背绿高一些。所以其存世量到底有多少，还很难说，说不定比背绿还要多。而且有一点不被人重视：枣红是第三套角币种唯一一种采用双面凹印的，也是二、三、四套中唯一双凹印的品种。所以其工艺精湛（还有空心五星水印),并且由于凹印油墨面积大，其抗磨损性能也大于背绿。

　　2.背绿一角

　　（普通背绿无水印一角的图片）

　　3.背绿水印一角 　　

　　(背绿水印一角图片，重点区别在号码）

　　任何一个玩三版币的都会将背绿和背水分作两个版别。但是从科班的角度说，将这两个合起来讲才是比较有道理的。因为这两种券的区别只在于钞票纸的不同，而暗记的差别据我推测只是背绿批次的差别。所以以下将在不致歧义的情况下将两个版别都称为背绿。需要分述时自会分开。

　　背绿一角是在国家感觉枣红一角过于“老土”（只是票面风格的问题，技术是一流的）的情况下，在周总理的殷切关注下，开发出来的。咱们看一看，枣红1962年4月20日发行。背绿（和以后的背紫）的年号也都是1962年，说明了什么？就是说刚一发行国家就觉得不爽了，以极快的速度开始了背绿的设计，并且在1962年底以前基本搞定（定稿）了。否则犯不着写1962.由于周总理认为小面额钞票中小学生使用比较多，所以为了教育下一代，背绿的主景由枣红的“干部参加劳动”中景，改为“教育与劳动生产相结合”近景，是师生放学后下田劳作的画面。正面看得清五官的六个人，左起第二、三人是一男一女两个老师，左一戴笠的是女学生，左四、五、六也都是学生，左五是女生，所以最前面六个人，三男三女。远景是更多的学生和学校楼房的一角。他们的一侧是农田，感觉是水田，所以可能是南方。但是没有更多的线索支持其具体地点，而人物面部特征类似于中国北方人。正面没有边框，主景下方是两个凸印的章和其间的冠字号码，是三罗马七位号。背面中间的大花符，中间部分是酱紫色（或者说棕色），两边是翠绿色。右边的四种少数民族文字也是翠绿色，右上国徽红色（肯定的！（第四套人民币整版连体钞））。整个背面全胶印。其实想想，背绿和背紫，差别只是不到一毫克重的油墨变了变颜色而已。

　　其实背绿的命运也可能普普通通，如果不是一个巧合的话。1964年的时候，发行了墨绿色长江大桥二角券，而背绿是1966年1月10日发行的。长江大桥二角的背面颜色，中间是翠绿色，两翼是正紫色（就是最没有争议的紫色）。结果背绿一角发行不久，群众就反映背绿一角的背面容易和二角的背面相混淆，发生不便，还有人将背绿折叠之后冒充二角使用——现在看来确实是相当的划不来的——以骗取利益。由此也可见当时的人民文化程度确实还不够，只能从颜色上辨别钞票的面值。于是乎，国家马上要求一角券继续更换版式，并在1967年12月对背绿实行只收不付。网上被转载无数次的一句话是“由于实际发行时间还不到两年就被只收不付，造成背绿的存世量极少，许多地区甚至还没有见到就宣布回收了”。人行想，不就是更换背面的颜色吗，容易！结果咱们看看人行的“大作”，一角背面被改成了铁板一块，要多难看有多难看，像民国币一样（民国的一角背面还是双色的呢）。现在想，背面改成棕色和红色或蓝色，应该挺容易的吧……

　　背绿的印制，据我推测是分成了两个批次，背水出现在其中一个批次里。这两个批次，一个是从120到137的小号码组，大概十余组六十个冠字，也就是六亿张左右；一个是123、135、234、246直到680、901等顺号组，大概不到二十组，一百余个冠字，也就是十亿张左右。这其中130、134、136组的全部或部分采用了水印钞票纸，总计约16个冠字，1.6亿张。至于补票采用的是有水印的还是无水印的，现在还不知道。但是我倾向于认为补票也是背水。背绿的补票现在也还不知道，需要继续探索。